油价调整最新消息国际油价_国门最新油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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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道社会生活题(高额悬赏！）
3.我国石油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
（1）国家石油公司的兴起和发展。
国家石油公司是指那些由国家投资组建、以实施国家战略目标为使命的石油公司。世界上曾有80多个国家成立过国家石油公司。目前，国家石油公司仍然在世界石油工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国际大石油公司一并成为世界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主力军。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石油公司也曾经历私有化浪潮的冲击和洗礼，但其中的一些坚持至今，它们已经发展壮大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1922年阿根廷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石油公司以来，国家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各国的重视，并成为世界石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推动力量。
20世纪初，对石油工业的介入意味着国家石油公司的萌芽。这期间重要的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海军同英波（斯）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签订长期购油合同，英国进而控制了公司51%的股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了管理高加索地区重要油田的国家机构；法国为接管一战战败国德国的部分石油权益，倡议建立了法国石油公司；意大利为寻找石油组建本国国家石油公司。
阿根廷是发展中国家创建国家石油公司的先驱。20世纪初，以“七姊妹”为首的国际大石油公司逐步建立起全面控制整个西方世界石油的勘探、生产、加工、储运、贸易和价格一体化的石油垄断体系。发展中国家不甘于长期受制于国际大石油的控制和剥夺，收回石油主权运动也从此发端。阿根廷1907年和1918年先后在打水井时发现了石油，专门成立石油矿产局以开发油田，这个机构后来改组为国家石油公司（YPF），负责石油的国内外勘探开发活动。
1938年，墨西哥没收外国公司在墨西哥的石油资产，实行国有化，把石油业务交由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经营，由此产生了第一家现代模式的石油国国家石油公司。之后，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开展，收回石油主权和建立国家石油公司的浪潮又在非洲兴起。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成立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曾引起强烈反响，遭到英美石油公司及其政治上的威胁和经济上的制裁。但是，墨西哥人民和国家石油公司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下来，在20世纪60—70年代陆续发现一系列油田，成为世界重要的产油国。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世界上又诞生了一批国家石油公司。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让西欧国家大量使用中东廉价石油，促成西欧能源结构迅速从煤向石油转变。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大多控制在以美国资本为主的石油“七姊妹”手中。为了打破外国公司对本国石油市场的垄断，保障本国能源供应，一些西欧国家先后建立起本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法国于1945年成立石油勘探局，在本土和法属殖民地找油。1966年该局发展成为经营石油勘探的公司ERAP，16年发展成为埃尔夫—阿奎坦公司。1953年，意大利经过近3年的酝酿，在IP等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埃尼集团。1950年，奥地利在英美法苏四国结束对奥地利占领的时候，建立起国家石油公司OMV。
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上国家石油公司涌现的高潮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纷纷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是这一轮国有化浪潮中最重要的。在此浪潮推动下，许多中东国都先后实现了石油工业国有化。其中，阿拉伯各主要国基本上取逐步提高国家参股比率的办法把外国人掌握的石油资产转为国有。委内瑞拉等国取先取消租让制，继而接收外国石油资产的办法，把接管来的石油资产交给新成立的国家石油公司管理和经营。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等甚至完全实行了国家石油公司对本国石油工业的垄断，不允许外国公司插手。这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一场大革命。它使长期以来通过租让制掌握国石油，控制石油生产，垄断世界石油市场，操纵石油价格的石油“七姊妹”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石油上游工业中被撵了出去。由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石油储量和产量转到了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手中。
20世纪70年代接连出现的石油危机和高油价，给石油消费大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促进了一些发达国家国家石油公司的建立。日本的石油供应基本上来自中东，依赖于外国公司，为了保障石油供应，日本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日本石油公团，着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还积极赞助私人企业到国外去开发石油。加拿大是个产油国，但是它的石油生产和销售掌握在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国公司手中，为了对本国石油市场有所控制，加拿大也成立了加拿大国家石油公司。
石油危机促进了欧洲北海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英国、挪威、丹麦等发达国家和马来西亚、菲律宾、刚果、安哥拉等先后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来保障本国石油权益。一些发展中国家石油进口国，如斯里兰卡，在高油价冲击下也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来控制本国石油市场，减少国际风险。
（2）国家石油公司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国家石油公司不同于一般的国有或国营石油公司，不仅是国家所有的公司，而且具有代表国家、维护国家权益、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基本特征。各国成立国家石油公司的背景和目的各不相同，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发展中的石油出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是在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全面接管所有的外资石油公司，对其资产加以经营管理，并进而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为振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类，石油依靠进口的国家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是为了打破外国石油公司对本国石油供应的控制和对本国石油市场的垄断，从战略上保障本国的石油供应。
第三类，油气国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是为了代表同外国石油公司打交道，受委托经营管理石油资产，收回曾经被西方石油公司廉价占有的油气。
国家石油公司的作用趋向于发展并服从于当时具体政策的要求。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其经营活动常常是从石油工业的低技术领域，即销售部分开始；然后，延伸到相近的技术较复杂的领域中，如炼油；最后，进入最高技术领域的勘探与生产。这成为国家石油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模式。
从全球范围来看，近几十年来，国家石油公司的自身规模和实力都得到了加强。这期间，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出于提高石油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的石油利益和解决自身投资不足等种种原因，国家石油公司出现了私有化和加强国家控制两种不同趋势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起，石油领域的私有化从欧洲兴起，波及了整个石油领域。英国带头领导了向私有化的转变，废除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转向私营。私有化的倾向很快得到加速和扩展，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雷普索尔公司、道达尔公司、埃尔夫—阿奎坦公司、新加坡石油公司、加拿大国家石油公司和秘鲁国家石油公司及意大利埃尼集团。
在石油工业私有化运动中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类似英国、阿根廷石油工业的私有化，是放弃对本国石油工业的控制，国家资本退出石油工业，取消国家石油公司。另一种是石油国对本国国家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反映的是对石油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石油工业的开放，旨在搞活国家石油公司，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本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使国家石油公司为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其石油工业改革开放的基本内容为政企分离，对国家石油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提高效率和效益，但保持对国家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上游欢迎外资参与勘探和开发，由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国家维护石油的权益；下游开放油品市场，允许外国公司参与竞争，但国家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对石油进口和市场价格实行一定的控制，对一部分“包袱”性资产予以出售。种种迹象表明，世界范围的石油工业私有化仍将持续，但是，国家石油公司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拉美地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如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等，为了振兴本国石油工业，恢复和发展经济，都逐步放宽或解除了对本国能源部门的垄断控制，推出一系列石油业开发措施，积极鼓励引进外资与对外合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石油工业开始对外开放，为外国石油公司和资金、技术介入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甚至像沙特阿拉伯这样自20世纪70年代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以来就一直不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进入本国勘探开发市场的中东产油大国也开始出现政策松动的迹象。上述国家放宽对本国石油工业的管制、开放本国石油市场的做法为国际大石油公司跨国经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
然而，近几年来，伴随着世界油价的不断攀升，尤其是从2003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石油国有化呼声日益高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无疑是20世纪石油国为保护自身石油权益进行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不断调整石油投资政策，并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逐步实现国家对其石油产权的全面控制和石油国有化。玻利维亚、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也积极响应，不同程度的通过国有化加强了对本国石油的控制。
综合分析国家石油公司的成功案例，多数都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都有本国的大力支持做后盾。在外交、政策、税收、金融等方面对国家石油公司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国家对本国的油气进行管理和经营，维护国家权益，利税上缴国家。
其次，都依托上游逐步建立起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实力大增。通常石油储产量是国家石油公司的最大优势。世界上拥有石油储量最大的10大石油公司都是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初创之时，下游非常薄弱。以前，国际大石油公司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开石油，然后把原油运送到发达国家去炼制和销售。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大石油公司虽然失去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油气田，却依然控制着世界石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不得不把原油卖给它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墨西哥、伊朗、科威特等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下大力气发展下游业务。它们不仅在本国大力发展炼油和销售，而且还打入欧、美发达国家开拓业务。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不仅在国内拥有6座炼油厂，而且在国外拥有11座合营炼油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国、瑞典各有一家从事下游的合资公司。下游业务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国际大石油公司。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上述5家公司的原油加工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998年在世界炼油能力最大的企业中分别居第8、3、10、13和15位。1998年OPEC成员国国家石油公司的炼油能力总计达5.2亿吨，油品销售量达6亿吨，彻底打破了跨国大石油公司把持炼油和销售的局面。
其三，以国际化经营带动公司快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公司打破只在本国范围内“守摊”的局限，先后走出国门，到国际大舞台上去参与竞争。在上游参与全世界油气的再配置，在下游争夺、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并以国际化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在这方面，科威特国家石油总公司（KPC）、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如，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国际化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0—2000年，国际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由零上升至31.3%，并以此带动公司的各项业务和整体实力的根本性改变与提升，在2006年度世界500强中排名第86位。
历经几十年的摸索发展，各国国家石油公司凭借其禀赋优势，凭借其多年来在石油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积累和储备，凭借其在开展国际合作和跨国经营中的丰富经验，已具备相当雄厚的实力，成为世界石油舞台上一支颇具影响力的“国家队”。
面对未来，国家石油公司除了发挥其上游优势外，都在努力加快一体化进程和跨国经营步伐，调整和改革石油工业结构，增强自身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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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北平成立了第一家股票。第二年，在上海成立了。到了1921年，全中国的达到了140家。交易的东西除了股票之外，还包括布、麻、煤油、火柴、木柴、麻袋、烟、酒、沙土、水泥，什么都交易，市场一片旺盛。到了1921年，钱庄看不下去了，他们通过银行贷了大笔款项出去，什么实业都不做了，都去炒股去了。到了1921年不晓得他们哪一根筋不对了，开始收回，造成第三次的中国金融危机。
可以看到，中国金融危机的问题和欧洲是一样的，而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随意炒作，银行参股，然后火上添油。
19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在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形势简析
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造成的，其原因如下：
1、 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固定资产投资的泡沫及经济的虚繁荣；
2、 美国衍生工具和信用评级的金融监管不力，致使类似网络泡沫的经济重现，使世界各国深受其累；
3、 美国对次贷危机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没能在早期及时纠正和提供必要的***支持，造成现在难以收拾的局面；
⑵美国金融危机的后果：
1、 造成美国及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很多貌似强大的国家一夜之间就达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2、 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都较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要大，因为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放大了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⑶美国及全球经济趋势预测：
1、 虽然全球各国都已经信誓旦旦的联合起来救市，为此出台了天文数字的救市方案，但是否有效有待今后几个月的观察。而且救市产生的金融国有化问题、救市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及其后续影响、救市单单只针对金融的流动性手段是否合适问题、今后实体经济也面临“救市”问题（如汽车行业）等等，一切都是都是未知的。
2、 即使此次全球联合救市取得了成功，但需要的时间也很漫长，经济的中长期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二、2008年中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分析
1、 由于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因素是中国免于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2、 但是，中国金融资产在美国的实际损失预计也是巨大的，具体数字有待今后的时间来检验和消化；（如中投对大摩、黑石、货币基金的投资损失惨重，各大银行持有的次贷及雷曼债券损失也将是巨大的，这从平安90%的巨大投资损失可以看到）
3、 中国虽然没有在金融上遭受严重危机的冲击，但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影响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也是严峻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高度化、中国长期以来用外需来支持经济的发展模式等，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一枝独秀。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4、 世界巨头的危机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消化的，例如美国7000亿美金的救市资金肯定不会自己全部买单，中国势必会成为最终的买单一族，只是买单多少的问题而已；
5、 中国虽然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试图用启动强大的内需来化解此次外需不足造成的经济影响，但为时太晚，长期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岂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而且中国面临着通胀、通缩、滞胀的三重威胁，势必使中国的政策制定较为艰难，只能两权相害取其轻。但是，现在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已经改变，即使连续降息也难以在短期拉动内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甚至短期衰退都是可能的；
三、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1、 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是针对严重依赖出口的实体上市公司及在海外有大量投资的金融机构。这部分损失目前还无法完全预计，最终的损失数字也将是个天文数字。并且，出口型企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将在此次合骏集团的倒下后展开，更多的外向型企业死掉将是必然的；
2、 银行业虽然直接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由于我国金融管制较严，致使损失相对较小，涉水不深。中长期看中国有持续降息的预期，但是由于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变更，将在短期内有更多的资金暂时回流到银行，后续就看各家银行如何应对了。
3、 房地产业的冬天现在还是刚刚开始，房地产业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通货膨胀、中国货币升值的影响产生了大量泡沫。待泡沫破灭后，一些不利因素纷纷显现，比如体制上的土地分配制度不公（高峰期大量的地王纷纷出现，地面价值迅猛拉高）、房价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消费者工资的上涨速度、股市的持续下跌使大量资金套牢（消费者财产性收入严重缩水）等。但可喜的是房地产业的资产证券化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由此避免了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
4、 钢铁行业受危机的影响开始显现，表现在钢铁价格持续下跌，产能缩减。但是，就中国钢铁业来说，由于中国拉动内需的预期，势必将提供更多公共品，即时冒着再次陷入通胀的危险，***也将放松固定资产投资。对于钢铁及机械制造业来说中期看好，至少不会严重下跌；
5、 石油、煤炭等能源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表现在能源价格将持续走低（由于需求降低），未来风险处于中等水平。也可能由于中国内需的快速启动致使能源价格不致下降过快，而且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冬季取暖期，对能源的需求将在未来半年内是稳定和持续的。
6、 黄金等贵金属、奢侈品行业中期不看好。原因是黄金价格已经在过去持续升高中透支了其保值性，对于黄金及其奢侈品行业来说冬天即将到来。更多的资金将撤出这个市场，消费者对实物的购买也将直线下降；
四、关于救市
1、 房地产业：现在针对房地产业的救市论甚嚣尘下，本人认为此时救市是可笑的、是浪费纳税人钱的变相利益输送。
⑴ 从此次房地产冬天的形成因素来看，是上文提到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通货膨胀、中国货币升值的影响产生了大量泡沫。在此次泡沫形成过程中房地产业的暴利是众所周知的，这部分利润必须在市场的调节下回吐；
⑵ 现在房价相对消费者的工资来说还是太高，特别是中小城市后期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还未明显下降，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房地产业的未来；
⑶ 房地产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体现在需求的不足，但这正是房价过高造成的。中国百姓有严重的“买房情节”，潜在购买力是巨大的，只是因为房价过高，一旦房价回归合理水平，大量的购买力将使房地产业自然复苏，所以无需救市。
三道社会生活题(高额悬赏！）
干预经济反方观点： （1）不应该救市 股市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股价有涨有跌本来就是市场规律，在A股呈现直冲万点之势时，怎么没听见要求干预的声音？风险和收益是相伴相随的，干预股市，只会人为地减少股市的风险，不利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也会向投资者发出错误的信号，不利于投资者成熟、理性地看待股市投资。人们对股市的信心不是也不应该来自于如“救市”这样的外部力量，而应来自于股市内部成熟、完善、科学的制度和体制。 （2）Adam Smith 首先提出不应该干预经济。 他1776年发表的 Wealth of Nation 特别发表了一章讲关于国际贸易。他否定了当时的Mercantilism（商业主义)，提出了free trade(自由贸易)证策。 如果要说第一个说不该干预的话，肯定是他。不过他这里指的是国际贸易。他推崇自由贸易，不该设有进出口的障碍。
参考资料：
我国石油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
1.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朝核问题最可能出现两种前景：前景之一是如各界所愿，顺利实施“2·13”共同文件的规定，在近期关闭宁边的核设施，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前景之二是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始终处在口头上要解决，但实际上总是枝节丛生、争吵不断的状态下，问题长期拖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朝鲜不会轻易交出核武器，因为作为一种终极安全保障，核武器对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朝鲜意义重大，朝鲜不太可能以这种终极的安全保障换取美国一纸协议的不确定安全保障。即使朝鲜关闭了宁边核设施，但朝鲜拥有多处与核相关的核生产或实验设施，是否能全部放弃？同时，日本在每轮会谈时都会制造一些麻烦，似乎并不诚心希望事态的顺利解决，而按照常理来看，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利于日本安全环境的改善，但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分子怀有不理智的想法，谋求通过朝核问题搭乘“核武化”的便车。说到底，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断，五轮“六方会谈”的障碍多在美国，而布什及其下一任将取怎样的对朝政策，现在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整个事态的判断上还是应抱以长期观察的谨慎态度。
从更宏观的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朝核问题不是简单的朝美之间的问题，而是中美朝三方之间的战略博弈，中国在此有切身的利益关切，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美实际上在比试“定力”和忍耐力。
由于此次澳门汇业银行的资金转账问题最终由俄罗斯来解决，加之以前朝鲜多次越过中国与美国做交易，似乎不太理会中国的劝告，所以有很多人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被边缘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中似乎有一定的丢分，但说被边缘化未免夸大其词，中国在整个“六方会谈”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法取代的。朝核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只要能解决，不管什么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利大于弊。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于在意中国在整个事态中的地位与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及地区安全稳定才是问题的关键。
依我看，当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面对两种发展前景，做好两手准备。二是避免有些人所担心的朝鲜彻底倒向美国。这种可能性虽然并不大，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准备。维护中朝友好关系有很多的有利因素，比如中朝之间的历史友谊、共同的战斗经历、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三是伴随着朝鲜核问题进入实质性解决阶段，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问题，这既与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相关，也对东北亚地区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将就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谈几点想法。随着2007年“2·13”共同文件决定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正式提上了政治议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安全机制安排，比如欧洲有欧盟、北约和欧安会。亚太地区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地区有东盟地区论坛和“10＋3”这样的对话平台，可是在东北亚地区，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地区范围的安全机制。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要地区之一，汇聚了中、日、俄三个世界大国，并且美国深深卷入其中，韩国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国家，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个性国家，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差别悬殊，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纠纷，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东北亚地区目前保持着世界上唯一残存的冷战结构，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严重不符，也无法解决当今东北亚地区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此重要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结构，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安全机制安排，这对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点来讲，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既然有必要性，下一步就要讨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可行性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认为该机制可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东北亚各国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与合作的日益加强为建立安全机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本地区多数国家表现出了建立安全机制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经验积累使中国具备了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另一种意见是条件尚未成熟，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目标、身份认同和威胁定位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不具有可行性。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必要太拘泥于某些西方学者的学理逻辑，既然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来看有建立的必要性，中国就应该全力推动，况且目前并不存在一个能完全阻碍安全机制建立的因素和势力，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位东北亚安全机制。实际上，俄罗斯和韩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建议。
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学术界有关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及其功能的认识还不统一，甚至存在很大的误解。关于安全机制的定义很多，简单地说，就是旨在解决相关国家安全关切问题的一个制度化平台。在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安全机制分为外向型机制与内向型机制两种类型。前者针对来自机制外的威胁，类似于同盟关系；后者针对机制内国家的行为，旨在维护机制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如欧安会和上海合作组织），乃至以建立一种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如欧盟）。
根据现有条件和渐进原则，未来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是：建立一个内向型的、以维护机制内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地区稳定为目标的地区安全机制。因为就东北亚地区来说，根本不存在外来威胁的可能，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安全共同体无异于天方夜谭。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寄希望于安全机制能解决相关国家的根本生存问题，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国家间关系中的某些小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据此，我建议考虑两种建构方式：一是取欧安会模式，即在承认机制内各种集团的利益及各种双边同盟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宽泛的对话机制。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安全论坛，旨在起到沟通信息、交流观点、加强互信、促进合作的作用。二是参照早期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即在各参与方之间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建立东北亚无核区、维护边境安全、交流军队信息、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等。
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除了始终坚持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外，中国还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应该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基础上推进，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同步进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国应取积极参与、积极推动的态度，力求在某些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第三，循序渐进的原则。中国必须正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设立议题必须坚持由易到难的顺序，先从比较容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逐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基础，然后逐步扩大到错综复杂的传统安全领域。第四，坚持与中国的新安全观相一致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原则。第五，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有一种意见认为，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把美国排除在外，我认为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是不可取的。因为美国深深地卷入东北亚事务有它的利益关切，实际上美国已经构成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股势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不要说难以成功，即使建立起了某种制度安排，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取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态度，在两国之间搭建另一个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这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李欣整理）
2.(1).中国有句俗语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这无疑是给复苏中的中国经济打了一针“”，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兴奋之余，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恐怕是摆在最高决策当局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在此之前有关的议论，可谓是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有：
一为“分红论”，即把一部分外汇分给老百姓，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刺激市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有专家分析说：如果把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势必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然后1万统美元外汇又回到央行，这相当于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1万亿美元中的部分外汇拿到外国消费，不但没能直接刺激中国经济，而且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非常容易造成货币危机或通货膨胀，最终受害的则依然是中国老百姓。
二为“减持论”，即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理由是：过多的持有美国国债与其它美元资产风险太大。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来计算，2002年-2008年美元证券类资产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在66%-74.75%。这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而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必将遭受巨大价值损失，因而“减持”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减持的节奏与数额如果掌控不好，势必又将加剧美元贬值，到头又可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这也是中国现阶段为什么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为“多元论”，即逐步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理由是：这样可以提高外汇储备“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显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战略思考。如何调整？其实早在今年2月访欧演讲中己给出答案，就是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同时，总理还表态说，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意味着巨额外汇储备今后不可能在美元“一颗树上吊死”，我们可以进口国内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可以鼓励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投资，可以增加对主权国家的信贷额度，可以扩大中方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或地区金融组织的股份与投资等等，事实上我们己经在进行类似的大胆尝试。从未来讲，推动形成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抑制个别国家独霸“世界货币”发行权所带来诸多风险。当然，“藏汇于民”也是一种潜在的选项，这就需要改进现行某些强制结售汇制度法律法规框架。
总而言之，掌握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可以说是利弊兼有，利在为中国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增加国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观上存在汇兑损益、投资损益与美元危机的风险。但不管怎样，“腰杆子粗了”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战略与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只要外汇储备这张牌打的好，中国完全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使得外汇储备更好的为发展与稳定经济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展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大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都往往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90和1991年中国经济的大幅回落，促使积极推进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体制创新带来的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长达五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繁荣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1999年推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了世贸，为中国的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再次在2003－2007年为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增长。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艰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转折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新的巨大增长机会。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的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主义”。
在经济明显回落、担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业的增长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电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因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例如：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2008－2009年尽管对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铁道部门还是在重要的运输时期“依然还是一票难求”，而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钢铁等原材料的库存增长和产能过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运输需求，为什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内需的增长点？关键还是铁道部门的垄断和管制。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这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可能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将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如果说2008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下的大调整的一年，那么，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2009年则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这要求中国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做好三点：
1将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思想指导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来就重要），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极差！一个不尊重学术、知识、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的国家，发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现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纳入议题的矛盾，要想解决，几乎都要涉及到体制问题。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产力。
3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与升级。农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旧还是个农民。中国经济的巨量，科技贡献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抢夺子孙后代的。产业不转型，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就受到限制。第三产业才是解决中国巨大就业压力的根本之道。
4还债社会保障。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该是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的国家。可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质量、生产安全、环境等问题，几乎是把国民的基本生命权、居住权、教育权
3.（1）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与经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近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世界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由大涨转为大落，各国能源发展面临复杂形势。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印尼能源十分丰富，两国能源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对于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促进两国经济和能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增加投资，带动社会投入，刺激居民消费，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保护生态环境、推动能源产业更好发展结合起来，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很大。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推进重点节能工程，实施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并将其作为下一步投资的重点。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进一步强化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积极防治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我们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保障能力。从长远看，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的能源需求还会增加。我们把能源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将进一步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电力，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序开工建设一批现代化煤炭矿井、大型核电项目、油气管网、城乡电网等重大工程，保证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中国能源开发潜力较大，有条件在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通过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
我们高度重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近，中国实施了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品油价格；同时，公布了成品油税费改革的方案，在清理和取消交通收费的前提下，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税额。这项重大改革旨在理顺价格、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规范税费、促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我们将继续深化能源等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同时，深化能源企业改革，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加强能源立法，为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深化和拓展能源合作，有利于扩大双边经贸往来规模，增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有利于增加双方能源开发投资，增强能源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各自能源保障水平，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发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离开了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很难获得有效的能源安全保障。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协调合作，继续取有效措施，稳定金融市场，维护经济增长，促进能源市场健康发展。深入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兼顾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利益，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维护合理的能源价格，确保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共同营造能源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加强能源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能源开发与节约的能力和水平。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在能源领域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并切实按照“巴厘路线图”兑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愿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
（2）第一，可获得性（Availability）。设中国无法获得进口石油，对国民经济和军事安全均构成致命的威胁。中东、非洲、拉美等产油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都会对石油的供给产生冲击。敌对国家也会通过禁运等方式掐断一国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给。
第二，油价的波动（Fluctuation of oil price）。石油的频繁波动或是持续上涨会对石油进口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进口成本上升、国际收支恶化、输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等。对于像中国这样能源密集度很高的国家来说，油价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
第三，国际能源运输线的安全（Safe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and pipe lines）。和世界石油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
第四，环境安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依然在中国能源消费存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维持在65%以上的比重。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是相当困难的。以煤炭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以及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运用上的滞后，使得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一方面利用效率相当低下，另一方面给环境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自然规律相结合，努力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国对的使用情况不尽如人意，与能源燃烧相关的空气污染使中国40%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威胁，100多个城市雨水的PH值都非常低.如果不取有效措施，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排放量将分别超过4000万吨和3500万吨。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弱、能源利用率低的国家来说，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控制石油消费量增加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单位GDP的石油消耗减少。要走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把节约用油作为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节约型的石油消费模式。为此，必须积极加快技术进步，节油降耗；改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压缩高耗油产业，淘汰高耗能设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和消费者使用其他清洁能源。
要高度重视完善石油安全管理体系。面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协调能源政策、主管能源的机构，也迫切需要出台一些协调一致的针对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鼓励节油，抑制无效、低效的石油消费。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日本制定了《关于促进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法》，严格限制高耗油项目，鼓励取节能措施，取得较好效果。中国应该学习和研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力争早日推出一部完善的、缜密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石油法》，以克服石油工业监管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实现依法监管石油工业。
二、努力使用多种能源，有效开发替代能源
石油安全战略不是孤立的，而是国家整体能源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从整个能源战略的角度出发，统筹兼顾石油与其他能源的比例关系，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中的石油比例，大力发展天然气和其他替代能源（如核能、风能、水能等），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逐步减少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缓解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开发替代能源，不仅可以增强中国能源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可以保证在未来的国际能源产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新的替代能源还可以满足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能源需求，减少森林过度开和植被破坏。
目前，我国替代能源的开发发展还是薄弱环节。中国虽是水力大国，但目前的开发率仅为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核能是发达国家重要的替代能源，目前仅占中国能源结构的1.2%，而日本、法国都超过了30%。因此，我国应积极发展核电能源，力争到2020年使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4%。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基础雄厚，但因成本高、规模小、缺乏激励政策而发展滞后。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远期可以替代石化燃料，近期还可以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边远和农村地区的用能问题。未来20年，中国应使可再生能源初步形成规模，并为今后更大规模地替代石化燃料奠定基础。中国还应大力推动海洋能、氢能、燃料电池、生物液体燃料等替代能源的开发。
三、尽快建立石油安全储备战略体系，增加安全系数
为减少石油不安全因素造成的影响，增强抵抗可能出现的石油危机的应对能力，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将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稳定价格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已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
目前，世界上石油战略储备的方式有三种，即国家储备、机构储备和企业储备。国家储备就是由国家支付储备预算，并对储备油实行绝对控制；机构储备是指储备义务由公有或私有的某一机构或组织承担，经营者向这一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特殊权使用费，供其承担储备费用；企业储备是指石油经营者负责履行储备义务，或者经营者自己进行储备，或者通过书面保证的形式委托给另一经营者进行使用权储备。美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资金在开始阶段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自1995年起开始商业化运作，储备设施向国内企业出租，同时也在国外寻求石油储备合作。法国一半以上的石油储备由“法国石油战略储备行业委员会”（CPSSP）通过特许经营承担，其余的储备为石油经营者进行的所有权储备或使用权储备。韩国则用与油国共同储备的制度，同时协议出租储油设备，这种做法不仅使韩国国内的储油设备尽可能得到利用，获得租金，较好地解决储备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还使韩国在没有任何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优先获得石油供应。日本的石油战略储备分为的战略储备和民间的商业储备。目前日本正在寻求灵活的储油方式，即首先欲将建在冲绳的储油基地供给愿意合作的中国或东盟国家，随后在经东盟同意的基础上，选择菲律宾的斯比克湾和泰国的某一合适地点，由日本提供技术和资金，合作新建储备基地。
中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起步阶段宜用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三方面作用，实施以国家为主、企业共同参与，以国内石油储备为主、以国外石油储备为辅的石油储备战略。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发生时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同时也能起到部分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而企业商业储备则不仅可以保证国家石油储备的平均库存，还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市场供应，稳定人心、缓和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作用，况且，企业商业储备是在自筹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能减轻国家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方面的巨额财政负担。
基于对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油”）已着手进行企业储备的尝试，利用天时、地利，大胆提出“黄金通道”和“金三角”的石油发展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航油瞄准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与其建立了战略联盟。2004年3月23日，中国航油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石油公司（ENOC）及其子公司在新加坡签署两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国航油将收购ENOC的全资子公司——地平线储油有限公司位于中东迪拜的储油罐区20%的股权。同时，中国航油将与地平线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于2006年1月1日前在新加坡建成第一期50万立方米的储油罐区和两个配套的深水码头。中国航油与ENOC合作，并与地平线公司联合在新加坡投资建立超大型油库区，将使公司涉足石油仓储业务，逐步利用世界石油，协助稳定国内进口油源，而且在国外建立储油设施还可以分散储存风险、减少国家投资负担。这是中资企业积极走出国门，掌握更多海外石油，建立企业储备的一种新尝试。
中国的石油安全储备总量，须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并借鉴各国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式来确定。资料显示，美国实际储备原油的能力已达7.5亿桶，可满足158天的消费。日本的石油储备相当于160天的进口量。欧盟国家则建立了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据此并根据我国的情况，中国至少需要建立60天石油消费量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对此目标，可由小到大、分阶段逐步实现。
石油储备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面广，投资巨大。根据测算，如按照一年2亿吨的加工量计算，15天的起步储备至少需要800万吨的量，即使按每桶35美元到岸价格计算，也将耗费约230多亿元人民币，加上配套系统工程100亿元人民币，总共至少需要33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因此，应以拨款为主，和民间多种渠道筹集，可借鉴日本、德国等国的方式，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财政拨款、建立储备金和设计新税种等方法加以解决。
四、充分利用国际石油市场，建立多元化海外石油供应体系
中国原油进口大部分来自中东和非洲。预计未来几年从中东及非洲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然而，中东和非洲地区正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主要地区，武装冲突连绵不断，恐怖频繁发生，如此等等，不能不对石油市场产生严重影响。目前，中国进口的原油大部分是通过海上运输的，海运量占进口量的98%左右。我国必须寻找和形成多元的石油供应市场，把从周边产油国进口能源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美国兰德公司在题为《中国寻求能源安全》的研究报告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目前应限制在1／3的范围之内，同时要努力寻求从周边国家进口石油。
应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利用我们的技术、资金到非洲、南美等国家去开发石油，赚取外汇，然后拿这些外汇去购买运输风险比较小的产地的石油。目前，中国对海外石油的利用，除由指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现货及期货交易外，也应在勘探、开等领域与外方加强合作。
我国要加强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观察和预见，广泛收集信息，进行周密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总体看，世界在一定时期内并不缺油，问题的关键在于供需平衡关系的确定。当前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因而石油供应的不安全系数居高不下。为此，应适时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市场，努力谋求国际油价的定价权，从目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一个价格不断波动的国际石油市场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应承担起一个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所应肩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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